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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李杜詩篇萬口傳，至今已覺不新鮮。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領風騷數百年。”這首公然叫板唐代李白、杜甫兩大詩人的《論詩》，正出自清中期著名史學家、文學家趙翼之手。
趙翼（1727—1814），字云崧（一作耘菘），號甌北，常州府陽湖縣（今江蘇常州）人。他長于文史，考據精審，持論明通，所著《廿二史札記》被稱為“清代三大史學名著”之一；他還創作了大量詩歌并廣泛流傳，與同時代的袁枚、蔣士銓并稱為“乾隆三大家”。
趙翼年輕時即文名籍籍，以“捷悟”（才思敏捷）著稱。他歷任翰林院編修、廣西鎮安知府、貴州貴西兵備道等職，還曾擔任廣州知府，為官勤懇廉潔，深受百姓擁戴。在趙翼的仕宦生涯中，遭人嫉妒、拉攏甚至構陷之事不在少數，而他始終以清廉品行和錚錚傲骨示人，不隨世浮沉，不競逐富貴，官居高位卻毅然致仕著書，終成名垂丹青的史學大家，在為官、為文兩方面都堪為今人榜樣。
勤苦及第 謙虛清白
趙翼早年家境貧寒，父親趙惟寬是一名鄉下塾師，靠著微薄的收入，勉強維持一家九口的生計。生活困難時，身為家中長子的趙翼還得帶著弟弟揀爛菜葉充饑。盡管如此，趙翼卻從未荒廢學業，他從小聰穎好學，跟隨父親在外輾轉讀書，12歲時就能一天連寫好幾篇文章。
然而，父親的早逝，讓這個原本窮苦的家庭陷入絕境。未滿15歲的趙翼不得不挑起養家重擔，代父授課。趙翼十分節儉，所得酬金“除買紙筆外，悉以養家，不敢用一錢”（清·趙懷玉《甌北先生年譜》）。但一家人的生活依然難以為繼，不僅要靠母親紡織、弟弟做傭工貼補家用，還不得不賣掉老屋，以解燃眉之急。
乾隆十四年（1749），趙翼迫于饑窘，離家北上，機緣巧合下受到刑部尚書劉統勛的賞識，被延請入幕，參與纂修《國朝宮史》。次年，他參加順天鄉試，中舉人，主考官汪由敦甚愛其才，將之招入麾下，負責擬寫應制和應酬詩文。汪由敦是當時公卿中詩書學問極深的一位。在汪家供職的數年間，趙翼盡覽汪氏藏書，詩文也經汪公提點而大有長進。
乾隆十九年（1754），趙翼通過了內閣中書（明清時期司掌宮中撰擬、記載等文書工作的官職）的選拔考試，正式踏入仕途。兩年后，趙翼因文筆出眾，被調入朝廷中樞權力機關——軍機處。當時正值清軍西征，乾隆皇帝所下的漢文諭旨及與軍需相關的奏折，大都由趙翼起草。在這方面，趙翼堪稱駕輕就熟，他每一提筆，頃刻即成千百言，無不切中要害，深為朝廷倚重。更難得的是，他并不居功自傲，而是謙遜地博取眾長，持續錘煉自己的筆功。有一年，趙翼被調到別處任職，軍機處草擬文稿之事由他人代理，竟導致“事多延誤”，趙翼不得不重新回來負責此事（參見杜維運《趙翼傳》）。乾隆二十六年（1761），趙翼參加恩科會試（指科舉制度中于正科之外，經由皇帝特許的開科取士），獲探花及第，聲名愈盛。
趙翼入仕之初薪俸低微，但無論是纂修史籍，還是出任考官，他都兢兢業業、腳踏實地、潔身自好，從不追求非分之財。當時，連縣令之類的小官都有各種謀財“門路”，貪腐盛行，但在趙翼看來，“利之所在害即伏”（《甌北集》），意即對利益的貪婪追逐之心，也是禍患的潛伏之地。因此，他選擇堅守廉潔底線與清白志趣，做一名勤勤懇懇的京師文職人員。
執政公平 拒絕請托
乾隆三十一年（1766），乾隆皇帝在養心殿召見趙翼，肯定其工作能力，并寄予厚望，授其為廣西鎮安（今廣西德保）知府。上任后，趙翼勤懇執政，事必躬親，受到百姓擁護。他經常下鄉訪查，與民眾打成一片。有時，他仗著腳力尚健，索性不坐竹轎，拄著手杖登山涉水，即便是深冬時節，他仍堅持巡訪，“深山窮谷無不親歷”（《甌北先生年譜》）。每到一地，鄉親父老、婦人稚童無不爭相出迎。
鎮安地處西南邊陲，山高皇帝遠，民風淳樸，百姓們面對貪官污吏的敲詐勒索，敢怒不敢言。當地在繳收官倉稻谷時，有黑心吏胥強行以大筐進行稱量，用“出輕入重”（百姓向官府借一筐稻谷50斤，其中包括筐重5斤，實得45斤；還的時候，連本帶息，還要加上筐重，需歸還65斤稻谷）的辦法多收稻谷，中飽私囊。百姓無處訴說，只能忍氣吞聲。
趙翼發現后，即刻命人制作了一架“公平秤”，置于公開場所，讓百姓自己過秤，使得貪心吏胥無從染指整個稱量過程。對于個別拒不執行新規的監倉奴和書吏，趙翼當即予以嚴懲，以儆效尤。民眾不再遭受盤剝，紛紛舉酒相慶，“城內外酒肆幾不能容”。
乾隆三十五年（1770），時逢廣州知府空缺，兩廣總督李侍堯打算趁此機會，用這“肥缺”籠絡趙翼。他派人傳信給趙翼索賄：“李公已打算向朝廷推薦你，只需要你向他當面請求即可。”趙翼不愿靠“走后門”升職，加上李侍堯素有貪瀆之名，更不想與其同流合污，于是斷然謝絕。此舉讓李侍堯大為不快，另推薦他人補缺。沒想到的是，乾隆皇帝早對趙翼青睞有加，下旨特選其為廣州知府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！趙翼出奇的境遇及其為人的正派、高潔，令人嘆服不已。
趙翼接到調令時正在外巡訪，當即啟程前往廣州，鎮安百姓因此未能當面送別。當趙翼的家屬隨后離開鎮安前往廣州時，沿街家家戶戶都設香案跪送，以表達對清官的敬重和欽慕。趙翼在廣州上任大半年后，還有七十多名鎮安百姓長途跋涉四千余里來到廣州，送上“萬民傘”（清代百姓為頌揚地方官員的德政而贈送的一種傘器），再次致以感謝。
自律甚嚴 著書傳世
趙翼初至廣州，經過仔細查訪，他發現廣州作為清代中后期“嶺外雄繁第一區”，經濟雖十分繁榮，卻是“舊俗尚沿劉?侈”（劉?為南漢高祖，荒淫殘暴、極盡豪奢，最終國破家亡），知府府衙日用也較別處豪奢，慣例每月大辦宴席，“蠟淚成堆，履舄交錯”（《檐曝雜記》）。趙翼對此十分反感，堅決糾正歪風陋習，并寫下“地當都會多盤錯，身處脂膏要潔清”“竭民脂膏飽嗜好，不有人禍將天刑”等詩句，告誡自己愈是在燈紅酒綠、珠光寶氣之地，愈要堅守清白，要像吳隱之飲貪泉、包拯棄端硯那樣嚴拒腐蝕，才不致墮落敗壞。
在廣州任職期間，趙翼處事十分謹慎、自律甚嚴。每日用餐，不過三菜一湯；衙內宴客，大多讓同僚代為應付，自己則坐堂處理訴訟，每日起碼審定八個案子，常常至深夜也不得休息。其余時間，則巡訪市場商鋪，到周邊地區視察民情，了解百姓所思所想，對原本欠妥的政策措施予以糾正，或親自登上西洋艦，與外商接觸，忙得“刻無寧晷，未嘗一日享華腴”（《檐曝雜記》）。
一次，官府捕得番禺海盜108人。按照清朝法律，凡江洋大盜，無論情節輕重，一律斬首。而趙翼心懷悲憫，秉持不枉殺、濫殺無辜的原則，細細分析案情，嚴懲主犯38人，其余“案情稍輕”的70人則僅作流放處理。
乾隆三十六年（1771），趙翼升任貴州貴西兵備道（今貴州威寧），卻不料此時有人上書構陷其在廣州輕判海盜一事，害其被降職查辦。趙翼本早有解甲歸田之意，便干脆以奉養老母為由致仕，轉而寄情于著書立言。
晚年的趙翼生活水平有所改善，但其未曾忘本，時常勸導家人勤儉節約。返回常州故里后，趙翼帶著全家人著農家裝束，與村民樵夫共話共飲。他將自己“田舍翁”的出身講給孩子們聽，從小培養他們“菜根須咬”的艱苦作風。嘉慶十九年（1814），趙翼染疾，飲食漸衰，但他仍以堅強的毅力“起坐觀書，未嘗竟日臥”（《甌北先生年譜》），后病情加重，于八十八歲高齡平靜病逝。
就在辭官歸隱后，趙翼寫出了他最負盛名的史學巨著《廿二史札記》。在書中，他梳理闡釋了“歷代治亂興衰之故”，以史為鑒、經世致用。他對各朝吏治尤為關注，認為一個朝代的吏治好壞，與施政環境和官場紀律有很大關系。“朝政肅，則刑余為吏亦能砥節奉公；朝政弛，則士大夫亦多貪縱。”意為在風清氣正、紀律嚴明的環境中，無論大小官吏都不敢懈怠徇私；反之，則易滋生貪婪縱欲。
趙翼還以明朝權傾一時、大肆貪賄的宦官劉瑾為例，一針見血地指出“賄隨權集”，即權力不受監督，是腐敗出現的根本原因，而無論是大臣還是宦官，一旦掌握權柄，都將吸引行賄者源源不斷地為他們輸送利益。更嚴重的是，既得利益者還會“顧其門戶”，阻礙制度變革，魏晉南北朝時期，淪落為門閥工具的九品中正制即是如此。
基于歷朝歷代的吏治得失，趙翼提出了許多耐人深思的觀點：制度法令不能一成不變，而要隨實際條件的變化而變化；反腐倡廉并非單一方法就能“包治百病”，而是由制度、法律、教育、文化風俗等多重因素互動相促的動態過程。囿于時代局限，趙翼雖無法給出整頓吏治的最終方案，但他的著作仍為今日的反腐倡廉提供了寶貴的歷史借鑒意義。